序章
一个决心，一次行动，谱写出了整个人生最欢乐难忘的乐章。
回忆，令人心醉，激奋，昂扬，惊心动魄。给眼前一位两鬓皆白的老人，焕发青春，增添活力。
黄永华（1925.9-2012.1），广东梅县人，民革党员，1950年1月9日驾机起义。
灌县启蒙
1941年春，日寇铁蹄踏遍半个中国，日机到处狂轰乱炸，当时我年方16岁。
在这苦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激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抱着航空救国的初衷，投笔从戎，独自赴桂林，考进了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第2期。
四川灌县蒲阳镇，今已撤销，属四川省都江堰市下辖镇
空军幼校校址在四川灌县蒲阳镇，校舍借用唐家的5幢院子及一座大明寺。大明寺是一个供奉三清道教的大建筑，要登上三十几级石板台阶才到寺门。学校还盖了一些营舍，当办公室，教室，寝室，队部，饭厅等，都是茅草屋顶，竹篦泥巴墙。
校址设在那里，当局用意是为避免日机的轰炸，二是在穷乡僻壤，可与世隔绝，避免外来“赤化”。可是当时抗日救亡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哪里有“世外桃源”！我们天天唱着这样的歌词：
“崇墉九仞，必厚其基。峻岭千寻，必登自卑。唯我空军，岳岳英姿。下俯云汉，上接虹霓。咨尔多士，朝斯夕斯。论年则幼，用志不歧。宏尔造诣，正尔威仪。德与时进，学与时驰。毋自暴弃，毋用诡随。邦家杌陧（注：“杌陧”，读“兀臬，局势不安之意”），望尔匡持。 驱除寇盗，海宇清夷。云程万里，远大为期。”
这歌词唱得我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希望快快成长，鼓荡天风，飞上蓝天，驱逐日寇，保卫领空。可是，国民党的腐败黑暗，也同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耳濡目染。
特别是上幼校高中的那几年，是抗战的最后阶段和抗战胜利的初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狰狞面目愈益暴露。有些从西南联大调来的进步老师，同我们讲述大学里的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情况。
社会上，报刊也不断传来轰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的消息。如，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北平发生美兵强奸女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国民党军警血腥镇压各地学生运动，等等。抗战胜利后许多国民党汉奸摇身一变为接收大员“卖国有功”，“爱国有罪”。凡稍有一些正义感，倾向进步的同学，对此无不感到愤慨。
同期同学陈泽群、李世平、莫少阔、朱修和我都有同感。我们志趣相投，结为知己。课余，假日，我们常移步岷江之畔，面对滔滔江水，漫谈国事，抒发爱国之情。当时，有个进步教官叫牧野（原名厉歌天）；是叶圣陶的女婿。三十年代他就与中共党的文艺工作者有联系。他经常给我们以思想启迪，教我们放眼国事。以后，他去上海搞地下工作了。还有个老师叫林莽（原名陈开霞），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蒲涛读书会”，经常介绍阅读一些进步书刊。我、陈泽群和第4期的张陶普同学等，都是这个读书会的成员。以后，读书会被学校当局勒令解散，林老师被勒令离校去搞地下工作了，张陶普同学也开小差离校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他们的出走，给我留下了思索。
1948年2月，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7年（幼校原为6年毕业，后因等铜梁空军总队的入伍生，延长了一年课程），终于从幼校毕业了。我们告别了蒲阳，转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
笕桥觉醒
1948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反攻的第二年，解放军大军以磅礴气势驰骋在东北、西北、华北、中原大地上。宜川战役、临汾战役、洛阳战役、豫东战役、晋中战役、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太原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节节胜利。祖国大陆土地成片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统治下解放出来，革命出现空前大好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
处于沪杭的笕桥航校，更是不可能潜心养性的空灵胜境。我们一面学习初级的飞行技术，一面关注形势发展变化，寻机阅读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刊物。进步书刊一部分是从书店购买，一部分是从浙江大学学生会要来的。当时，我们结识了该校搞学运会的学生主席王国畔。我和陈泽群、朱修还一同去浙大看过民主墙，上面是揭露美帝侵华和国民党黑暗，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和平骗局的文章。革命理论武装了我们的思想，也成为我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的思想武器。
我们在杭州清波门外紧依西子湖畔的一个僻静小巷里，找到了一个秘密聚会活动的地方，那是一所叫“薇园”的中西合璧园林式的别墅，四面用围墙围了起来。别墅是幢2层西式的别墅，正面朝湖，距西湖名景“三潭映月”约200米远。楼房前面是个小花园，种有垂柳、梅花、夹竹桃等花卉树木，绿草如茵，旁边的小假山上玲珑别致。登上别墅阳台眺望，湖光山色尽入眼底。它是一个逃走的资本家的房子，托第28期一个飞行淘汰的同学代管。他很支持我们的进步。我们几个人到那里看书学习，畅谈国事，研究问题，常为革命形势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满怀激情地唱着我们喜爱的歌曲。薇园，留下了我们的欢乐与革命激情，永远难忘。
受命赴台
1949年初，解放战争的烈火烧到了国民党的心脏。京畿重地，可闻炮声。国民党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官校也显得混乱。我们羽翼初长，计划趁此时机驾机起义。但由于1月份学校教官谢派芬、蒋声翰及27期同学周正、李延森等先后相继驾机起义，学校严加管制，不久就下令停飞，准备迁台，致使我们杭州起义的打算未能实现。我们在薇园商量，坚决不去台湾，准备开小差离校投奔革命。
我把飞行衣偷拿出来，收藏在薇园里，并要李世平去上海找牧野，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李去后回来告诉我们，上海方面叫我们等待。在此之前，我们已偷偷护送第29期李沛钰开小差走了。李沛钰是李济深的长子，平日与我们过从甚密，为了避免国民党扣留他作人质，他决定先开小差上莫干山，找他父亲手下的郑秘书长处暂避，以迎解放。走的那天，我们几个人送他从学校后边钻过铁丝网，到笕桥火车站。车笛一声长鸣，我们挥手告别，从此各别天涯，奔赴新的旅程。
不久，张陶普从丹阳赶来官校找陈泽群。陈叫我和朱修到中山室见到了他。当时，正寒冬腊月，室内烧着航空滑油取暖，里面同学有的打康乐球，有的打扑克，闲聊，人声嘈杂。我们领他到室外僻静的游泳池旁坐下倾谈。张陶普知道我们准备开小差后，劝我们留下迁台，在空军中做策反工作，团结力量，组织同学驾机起义。他说：“打入敌人心脏不易，你们现在不要走，留下来扩大你们的作用。”我们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一位署名“余时钦”的人从南京来信，对我们的态度表示欢迎，并希望我们到台后获得新的朋友。
1950年1月3日，飞行学院 李纯 从台南冈山机场驾机起义，在福建漳浦降落
这时，我们的行列中有新增加了一位好友，他是同期中的李纯同学，从四川铜梁入伍的。
学校迁台，把一切能搬运的东西都装箱运走了。连玻璃也撬下拆运了。到处都是垃圾破烂，就像强盗洗劫过一般。学校规定，飞行教官和飞行生乘C-46空运机走，地勤人员和器材乘船走。室内空荡荡的，整个校园一片混乱，呈现着蒋家王朝面临崩溃，狼狈逃窜的景象。然而，在一个搬空的墙上，却赫然留有英文写的字句：“ 欢迎中国共产党！”我发出了会心微笑。
1949年3月初的一个晴朗日子，笕桥机场上马达轰鸣，那是空军派来的C-46型机群。我把一些革命书刊，秘密塞在棉胎中，打入行李箱内。我和陈泽群、朱修、李纯等肩负着中共地下党的嘱托，登机飞台，开始踏上新的征途。
渤海起义
飞机降落在台湾冈山机场（现台湾空军冈山基地-空军官校），这里原本是日本修建的第一个海空军基地，机场规模较大，有几条水泥跑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遭受美空军机群的一次大轰炸，机场及营房、机库，到处弹痕累累，断墙残壁，一片瓦砾。学校迁去后，着手修复，学生一边劳动，一边上航空理论课，直到秋后才投入飞行训练。
到台湾后，我们即在同学中开展工作，争取对象，扩大力量，打算等开飞后组织起义。同时，常借假日外出，搜集国民党迁台后，军事院校及机场的部署情况。我们结识了一位台湾籍的机械师，请他教我们学日语和台湾话，以及准备进一步做台胞工作。
陈泽群、朱修串联的第29期十几位同学李银波、石家忠、石家海、王平初等，搞了个读书会，事发被捕，押送台北空军军法处。当时处境险恶，我们几个人商量，考虑到陈、朱受牵连的可能性，决议不等到开飞，让他俩先走。他们于1949年12月3日乘“盛京”轮离台经香港回到了大陆、回来后，他们将我和李纯准备驾机起义的情况，向中共华南分局饶彰风部长作了书面汇报，托农工民主党陈卓凡交的。
陈朱走后，我和李纯约定有事碰头的暗号——用手拢拢头发。平时，一般不接触，避免引人注意。我俩坚持到开飞，进入高级飞行训练。快放单飞时，一天我去找李纯，他正在校俱乐部休息室打扑克。我拢拢头发，他会意离座。我们来到旁边一间无人的阅读室。墙上有一幅全国大地图。我们就利用这挂图秘密研究驾机起义的飞行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尚未到飞行长途训练科目，飞行时不发航行图。从台湾到大陆约200多海里。我们计划，向西飞，取270°~300°左右航向，中途注意绕过澎湖列岛。飞抵大陆后，向南沿海岸线找地标城市降落、因为靠北，金门岛还未解放，怕有飞机起飞拦截。我们约定好，谁先放单飞，就抓住时机先飞走。要坚定、勇敢、沉着。我们互助成功。
[“[20世纪50年代首位驾机回归大陆的国民党飞行员后代讲述父亲如何从台湾驾机起义]"](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7%BA%AF/60883774)
这篇文章当中有部分地方有错误，文中所指的”黄同学“是我爷爷，但他一生都没能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他这辈子永远的遗憾，他自己不是地下党成员，自然也无法成为李纯的入党介绍人
1950年1月3日，李纯AT-6型教练机从冈山机场单飞起义了。当天有些薄雾，同学们议论，恐怕是飞行失事掉下海了。
1949年10月17日，飞行学员 魏昌蜀 从台南冈山机场驾机起义，在福州机场降落
从此前两个多月，第27期的魏昌蜀同学也驾一架AT-6型飞机起义回福州了。接连两架飞机起义，校方警觉起来，宣布单飞要控制油量，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并没有认真执行。因为训练飞机很多，初高级同时训练，一天成百架次，油车又少。飞行教官不管控制油量这事，加油车只管加油，没人监督。
1950年1月9日，我第一次放单飞。
按规定，第一次放单飞，只在场飞两个起落航线即完事。第二次后的单飞可离开本场飞空域。可是，恰好那天冈山机场的航线和空域都不够用，只得借用外场，台南空军部队的机场（现台湾空军台南基地）。这天，我就分到台南机场单飞。
按照一般人想法，第一次放单飞，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会有人敢于此时冒死飞走。所以对单飞起落航线的飞机，加油是毫无顾忌的，照例加满，何况，当时我又是在外机场，加油更无人管。我决议抓住此一有力时机，作拼死一搏。
当时，指挥塔下的停机坪上，还停有三架P-51型野马式飞行机，但我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美制AT-6教练机
上午9时，一架AT-6型飞机刚刚加满油，我按照教官的命令，迅即起飞。飞到第一边航线上，即转向海上俯冲。为避免雷达搜索发现，我加大油门，紧贴海面（当时高度表已指到零），朝着270°~300°航向，作超低空飞行。为了干扰空中飞机的空地通讯联络，一边起飞，我就卡死话筒，直到快过半海才松开。飞机绕过澎湖马公列岛，飞行了一个多小时，看见了祖国大陆的海岸、高山。
我开始爬高，转向西南，沿海岸线飞了一段。发现了入海的韩江。于是，沿江飞行抵潮安。没有发现机场，而油快耗尽，只得迫降。我按照在台湾时收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的起义信号，放下起落架，低空盘旋一圈，然后再收起轮子，在潮安河滩上安全降落，此时，我才如释负重，长久地舒了一口气，激动地走出机舱，投入祖国人民的怀抱。
附录
这篇文章是我爷爷的真实经历
在驾机起义后回到大陆时，因为并未入党，加上那个年代通讯手段不发达，很多资料有所遗失，还有一些历史原因，文革时期一度被打成“特嫌”，被批斗。
身为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被发配到山西临汾当理论教员（同时工作的其他教员能够教实操科目，而他没有这个资格），甚至进工厂当工人，因为失手打坏一个齿轮而被批斗，三日三夜不让休息写检讨书，还被说是不够深刻。
八十年代参与空军幼校灌县的校庆时，在台湾的校友们军衔都比他高得多，被戏称为“连降三级”
但我后来听爷爷奶奶说话，奶奶问他，“一直在台湾不回来，高低得弄个将军当当，你回来后不后悔？”
我爷爷很生气地眉头一皱，“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反动！”
因为某些原因，爷爷一生都没能入党，也是他一生的遗憾
但就算是当年九死一生，回来后一生艰辛，他也认为无怨无悔，毕竟这是他深爱的祖国呀。
